耕者有其田與客家地主階層的探討:以新竹地區為例


年度:106年
作者:莊濠賓
獎助金額(萬元):15

    土地改革是台灣戰後初期中,一項影響深遠的施政,它不僅涉及了土地、農民、佃農等農村社會的一切,也影響了往後台灣的工業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國紛紛針對農村社會進行了程度不一的改革,主要內容是使佃農自土地的束縛中解放,以緩和尖銳的農村對立關係。在亞洲,由於共產黨的關係,土地改革的推動更帶有政治對抗的意含存在,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率先在日本推動土地改革以緩解因高額地租而紛亂不安的農村。嗣後,在中國,國共內戰旋即爆發,共產黨更是以土地改革做為口號,以吸引廣大佃農投入陣營,而國民黨在這一過程中,因為無法下定決心實施土地改革,而無法獲得農民的支持。當國民黨政府敗象已現時,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陳誠,決意在台灣展開三七五減租,藉以獲得台灣民心,從而使共產黨無法在農村中繼續漫延。
    台灣的農村社會,一直以來有著高地租的習慣,佃農須繳交的地租常在半數以上,加上斯時仍是農業人口佔多數,因此三七五減租確實使佃農得以受益。但是地主因為收益減少,紛紛欲收回土地,繼而導致了許多業佃糾紛。然而政府並不以減租的實施為滿足,消滅地主、削弱地主實力成為下一個政策,因此「耕者有其田」政策成為政府將佃農扶植為自耕農,並使地主弱化的一項最有力工具。
    在政府的宣傳裡,將地主形容為不勞而獲、剝削佃農辛勞成為的一群階級,而佃農則成為了終年辛勞卻無以溫飽的底層人民,為順利推動三民主義,並達到「平均地權」的目標,這樣的政策是「便是先勸農民團結,農民是多數,地主是少數,實在的權力,還是在農民的手內。如果由一省的農民推到全國的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農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辦法,政府可以靠農民做基礎,……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益,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要這種勞苦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
    然而這種的口號卻未加思考到台灣農村社會的結構,固然有大地主,但多數仍是以中小地主為主體,且這些地主的土地多是自清代以來,家族一點一滴的累積而來,因此很多的土地都是屬於共同所有,這種土地的特色是零細化,並且多數人共同持有,因此很難將這種地主與中國的大地主相提並論。
    然而台灣是個十分多元化的地方,隨著先民開墾腳步的不一,各地均有著不一樣的樣貌,因此當耕者有其田在推動時,各地也面臨不一樣的衝擊,例如在東部的花東兩縣,多數是公地,私人土地少,因此耕者有其田對其影響較不明顯。在西部各縣,也有程度不一的衝擊,這與土地所有形態、地價高低、農業人口皆有關係。因此本文即以新竹縣市做為研究場域,探討新竹縣市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呈現何種樣貌。
    新竹縣市因其客家族群的特色,以及往沿山開墾的過程中藉由家族及不同家族的合力,使得新竹的土地所有權呈現許多共有地主的情況,不僅是在新竹,鄰近的桃園縣及苗栗縣亦有許多共同之處。這種共有土地的形成,是家族、宗族間聯結密不可分的現象,也與遺產不能分割而由繼承人共同所有相關,但在客家社會中,這種共有土地的購買似乎更為頻繁,亦是特色。然而,這種集眾人之力購買土地的行為,在耕者有其田推動時其遭遇卻比個人地主更為艱困。耕者有其田條例裡針對個人及共有地主的土地徵收並不一致,個人地主允許七等則至十二等則的水田可以保留三甲,或是旱田六甲,因此,如果個人地主出租土地未超過此數,是不予徵收的,而共有地主卻是一律全數徵收。因此,當政策實施後,個人地主被徵收的戶數僅佔14.28%,土地面積僅佔22.33%,共有地主被徵收的戶數卻佔了82.18%,土地面積佔69.51%,整個土地改革共徵收了地主14萬3千甲的土地,其中新竹縣就被徵收了1萬3千餘甲,是全台徵收面積的第二位,臨近的桃園縣更被徵收了2萬3千餘甲,徵收面積達全台之冠。因此,若說土地改革的成果是由共有地主的犧牲所撐起,亦不為過。
    當地主土地被徵收之後,政府給予的補償是地價的七成給予十年的實物債券,以及三成的公營事業股票,希冀在這一過程中地主能將資金轉投入工業發展,這些公營企業分別是台灣水泥公司、台灣紙業公司、台灣農林公司及台灣工礦公司。然而,絕大多數的地主因為土地持份少,因此換得的股票亦少,根本無力投入工業經營,再加入這四間的公營事業在評估資產價值時,被認為過度膨脹資產,因而使得許多地主在取得股票後因不信任其價值及對工業經營不熟稔而以低價拋售,據調查顯示,有98%的中小地主和90%的大地主將手中的股票拋售出去,這一大批的中小地主,唯一的補償就只有實物債券。
    然而,公營事業股票的價值正是在它被低價拋售後才顯現出來,有極少數的資本家或地主,在股票最低價時,大肆收購,藉以入主四大公司的經營。四大公司究竟是否真如多數地主認知的如此不堪,尚難一概而定,但我們知道,有少數的新竹籍地主在這一過程中順勢發展,這一些人的特點,多是在日治時期時,即已有工商業的經營經驗,土地事業並不是事業的重心,因此當土地改革時,這些地主並未有太多損失,反而是透過人際網絡的結合,或是家族間的合作,在股票低價時收購,壯大手中持股,藉此投入公司的經營。
    整個土地改革的過程,不僅僅是將佃農由地租的束縛給解放,更是對廣大地主的深刻打擊,雖然政府一再宣稱地主可將資金投入工業發展,但從實際面來看,這些地主自一開始,即註定了走向衰竭,因為他們的土地規模不足以使其具有競爭力,更遑論能投身公司經營,整個過程,不過是將廣大中小地主的財富透過土地改革移轉到了極少數的地主或資本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