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當客家遇到福佬:中壢地區的社會變遷研究(1684--1920)〉


  • 評論者:
  • 論文名稱: 當客家遇到福佬:中壢地區的社會變遷研究(1684--1920)
  • 作者: 游振明
  • 校院系所: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 學位: 碩士
  • 學年度: 89
  • 關鍵字詞: 中壢,生產模式,社會變遷,歷史,地理學

〈當客家遇到福佬:中壢地區的社會變遷研究(1684--1920)〉(以下簡稱游文)使讀者預期將在文中看見中壢地區二百多年的福客互動史,而且也會發現族群關係是中壢地區社會變遷的重要變數。然而仔細推敲,游文已簡明地勾勒出中壢地區社會變遷的歷史,但是除了客家分布與分類械鬥頗有著墨外,對福客互動之敘述過於單薄。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來自於理論與資料,以下先談理論,次及資料。 游文的核心論述係關於生產模式(modes of production),中壢地區自清政府領台以後,歷經移民近二百年的之墾殖,至十九世紀中期完成集約水田耕作模式(游38-84);此後至日據初期,經濟作物茶崛起,逐漸轉向商工與交通發展(游86-116)。游文關於前者的主要論據是中壢地區關於租約的古文書中,結定租(亦即單位面積耕地內固定數量的田租)逐漸取代抽的租(亦即單位面積耕地內固定比率的田租);至於後者則徵引日據土地、人口、農作物及灌溉系統等統計數字。在這個核心論述引導下,游文從地理環境、土地開發、政治組織、社會組織等面向,描述中壢地區的社會變遷。 游文在前輩歷史地理學者豐碩的研究成果上,以客家與福佬的互動為論文主要關懷,確實是站上歷史地理學與客家學巨人肩膀的契機。可惜游文在理論方面未能自始至終地扣緊自己的歷史地理學核心論述,導致論文結構鬆散;在資料方面又不克針對小區域的研究對象,蒐集高密度的資料,使得論文欠缺說服力。 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面,前輩學者富田芳郎已於1930年代至1950年代前後發表19篇論文;施添福也於1986至1991年間提出11篇論文,二者前後相承,以氣候、地形、水文為不定效應因素,維生方式(農業經營方式)為直接關鍵因素,作為解釋台灣聚落形態的理論模式。雖然游文的重點不在於解釋中壢地區的聚落形態,但是游文實質上以維生方式的變遷為核心論述,而且也隱約地強調族群關係在這個論述上所具有的重要性,至此游文已輕叩「富田─施理論」之大門,行將登堂入室。 登堂入室不僅須要掌握理論,更重要的是高密度的資料。游文根據1926年祖籍地調查資料,得到一具體結論:閩粵人口分布呈現愈南,粵人比率愈高,反之則閩人所佔比率較高(游 65-66)。然而如何解釋這種人群分布現況的原因呢?當然只有回到歷史,重返十九世紀尋找答案! 游文所徵引的資料大致上說明了十九世紀的前六十年北台灣此起彼落的分類械鬥,使中壢成為台北方面粵籍移民的避難所;正是這段期間內,中壢新街建成於1828年至1837年(游 76-78);而所謂的新街廟仁海宮則創建於1838年,並於1871年重修而完成目前之規模(游 70-71)。也就是說,十九世紀中壢有三項要素:緊張的族群關係、逐漸興盛的商業、共同的信仰,這三項要素最終使得粵籍移民聚集,才會顯示在1926年的調查資料中。然而如何說明這三項要素之間的關係呢?游文需要的是資料!這期間的重要人物如:謝國賢、林炳彝、傅盛乾及王國華等,他們是什麼人、從事何種行業、是否具有官方權威?他們又是在何種背景下將地方社會媒合為一體?這一切需要更細緻的資料。 猶有進者,游文如欲庚續其歷史地理學核心論述,那麼上述三項要素中逐漸興盛的商業,作為一種維生方式必定也是十九世紀的論述核心。游文關於日據時期農作物的分析中,已提及茶葉的重要性,實際上,林滿紅對於晚清台灣的茶、糖及樟腦三項經濟作物已有充分的論述。林滿紅也據此提出假設:茶與樟腦兩項經濟作物提高了近山地區土地的經濟價值,也同時提高了在這些地區生活之粵籍居民的社經地位。那麼,中壢地區的實例是否支持這一假設?我們也必須有更多的、高密度的資料。 儘管游文討論福客關係稍顯步履趑趄,但是作為中壢地區社會變遷的簡明綱要已屬稱職。筆者預期游文及其追隨者將以更密集的田野工作取得高密度的地方史研究資料,從而同時為歷史地理學與客家學的理論,奠定更深厚的基礎。